朱某贩卖毒品罪上诉后因特情介入二审改判无期 作者：罗小柏     时间：2020-06-15    来源：互联网

  朱某贩卖毒品罪上诉后因特情介入二审改判无期

【基本案情】

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：

2016年5月22日，袁某到公安机关举报被告人梁某有贩卖毒品行为，并表示愿意协助公安机关抓捕梁某。5月23日，举报人袁某联系梁某要求购买冰毒1.5公斤，梁某同意后找到张某帮忙联系毒品货源，承诺事后给付1000元的好处费。随后，张某联系了同案人“阿某”（另案处理），商定以4.8万元的价格交易冰毒1.5公斤。梁某确认找到毒品货源后，与袁某约定以6.9万元的价格交易。
　　5月24日20时许，梁某、张某先行来到广州市西街某房找被告人朱某及“阿某”验货，袁某和假扮买家的便衣民警一同驾车携款前去交易。22时30分许，梁某、张某与朱某到某超市门口附近等候交易。袁某到达后，朱某确认袁某带来现金，便打电话叫“阿某”拿毒品下楼，后被伏击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。公安人员现场缴获白色晶体一大包（经检验，共净重1890.5克，其中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）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作出（2017）粤01刑初30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朱某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　　

宣判后，被告人朱某等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

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(2017)粤刑终1302号刑事判决：上诉人朱某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无期徒刑。

【裁判理由】

上诉人朱某、梁某、原审被告人张某为牟取非法利益，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，数量大，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，依法应予惩处。在涉案毒品多手交易的链条中，朱某、梁某分别以贩卖为目的而贩入毒品，并已实际进入贩卖环节，各自地位独立，均系贩卖毒品的主犯，其行为已具备贩卖毒品犯罪全部构成要件，是犯罪既遂。本案不属于特情引诱，但属于控制下交付，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，故依法可以对各上诉人、原审被告人从轻处罚。

【案例提示】

    对于上诉人朱某及其辩护人所提意见，经查：1.根据在案证据，足以认定朱某是涉案毒品的卖家（即上游提供者）。理由是：（1）昵称“佳哥”的微信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就是张某供述的“阿某”，昵称为“缺了潇洒”的微信号是×××，不仅与朱某QQ号码76×××61高度吻合，且是在朱某的手机中频繁使用，结合微信聊天记录，足以认定是朱某本人使用该微信号。（2）从朱某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，直接证实其与微信好友“佳哥”、“剑雄”洽谈交易涉案毒品的犯罪事实，三人相互关系十分明确。（3）梁某、张某等在场人员均指证是朱某打电话叫同案人“阿某”送毒品下来，朱某与“阿某”有5次通话往来，能够互相印证。2.本案是公安机关运用特情侦破的毒品案件，梁某等人在接到特情提出的购买毒品要约之后，当即积极联系其上家贩入毒品并安排交易，故本案不属于特情引诱。但鉴于涉案交易的毒品数量系特情坚持提出，且属于控制下交付，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，故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
【辩护总结】

深圳毒品犯罪辩护网创始人、专注毒品犯罪辩护及死刑上诉的罗小柏律师认为，本案属于机会引诱，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提出的毒品系控制下交付，不可能流入社会，危害性低这一辩护意见。

泰和泰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的罗小柏律师认为，根据《2008大连会议纪要》的规定，“犯意引诱”作为法定的从轻量刑情节与“机会引诱”有所不同，各地法院对“机会引诱”这一酌定量刑情节是否采纳评判标准不一。

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证明“机会引诱”和“犯意引诱”是一大难点，罗小柏律师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认定：一是行为人在特情介入而实施犯罪前是否有毒品犯罪行为，据以初步判断其是否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意图和倾向；二是侦察机关在特情介入前，是否有足够的线索或合理的理由确信行为人有正在实施或即将、可能实施毒品犯罪的迹象，从而对其采用特情介入手段；三是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系出自其本意、自发地产生，还是侦查机关刻意地诱惑、促成的。本案证据显示，三被告人在特情提出交易要约后，积极联系并安排毒品交易，因此不被认定为“犯意引诱”，但最终仍然被改判，得益于辩护律师的据理力争和专业负责。

特情介入作为毒品犯罪案件特有的重大法定量刑情节，常常是被告人的救命稻草、丹书铁卷。但因其先天性固有的证据缺陷，往往更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从中大胆假设、精心求证，以期最大限度的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

免责声明：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，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。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，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，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，保证您的权利。